游宇明

　　不太下功夫去研究鲁迅的人，比较容易被鲁迅文字中外在的东西所“蒙骗”，觉得他的一生似乎都在对别人指手划脚。鲁迅批评过胡适、徐志摩、邵洵美，嘲笑过梅兰芳、钱玄同、顾颉刚，也痛击过陈西滢、梁实秋及创造社诸人……在今天看来，上述这些人的品性并不坏，鲁迅当年与他们的争执，更多的只是一般性的观念相悖甚至只是意气相争，将其定义为士林中人的“混战”也不过分。

　　有一点，我们未必那么清楚，鲁迅对自己比对别人要求更严苛。这种严苛，已经超越自我省察的范畴，达到了自我审视的高度。

　　鲁迅是民国时代的文坛一哥，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散文诗之类无人能出其右，当时倾慕他的读者很多，连法国文豪罗曼•罗兰都对其钦佩不已。可鲁迅居然认为自己不值得拥有传记。他在给李霁野的一封信中如此说：“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，因为一生太平凡，倘使这样的也可作传，那么，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，真将塞破图书馆。”

　　闲暇的时候，鲁迅偶作旧体诗。他的这类诗歌意思别致、境界超迈、语言优美。常州人杨霁云准备编纂鲁迅的《集外集》。鲁迅在回信中说：“来信于我的诗，奖誉太过。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，胡说八道而已。我以为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‘齐天大圣’，大可不必动手，然而言行不能一致，有时也诌几句，自省殊亦可笑。”

　　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是鲁迅所写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，凝聚他大量的心血。此书上卷刚刚出版，鲁迅便寄了一册给胡适。胡适读完，写信给鲁迅，肯定了论著的贡献，却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其不足：论断太少。鲁迅给胡适回了一封信，表示虚心接受他的意见：“适之先生，今日到大学去，收到手教。《小说史略》（颇有误字，拟于下卷时再订正）竟承通读一遍，惭愧之至。论断太少，诚如所言；玄同说亦如此。”

　　对温和的不同意见，鲁迅能听受；于尖锐的批评，鲁迅同样能做到悦纳。1935年，清华大学在校学生李长之写了一部长篇评论《鲁迅批判》，在《益世报》文艺副刊连载，连载完后他准备交北新书局。出于尊重，李长之先将书稿寄给鲁迅，希望他提出意见和建议。《鲁迅批判》一书运用精神分析方法，将鲁迅作品与其性格、内心世界联系起来，充满了见识，但它也对鲁迅的一些创作提出了尖锐批评，比如认为《头发的故事》《一件小事》《端午节》《在酒楼上》《肥皂》《兄弟》等小说“故事太单调”“独白过于简单”“空洞，沉闷平庸，语言不美，不亲切，不活泼，毫无意思，让人懒得看下去”，觉得“这几篇东西写得特别坏，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”。面对如此批评，鲁迅没有丝毫生气，他认真订正了书中所提到的文章的创作日期，给李长之写了一封回信，针对书中观点说明自己的看法，认为言辞激烈，文章锐气过盛，总比“小心翼翼，再三修改稳稳当当好”，并随信寄来了自己的一张标准照。鲁迅的宽宏大度使李长之感动不已。

　　鲁迅的“自审”肯定带有谦逊的成分，他从小深受传统文化浸润，古代圣贤所推崇的“君子人格”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。但我觉得，作为一个出国留学数年、回国后与国内文化界顶尖级人物有密切交流的人，鲁迅的“自审”更多的是体现出了一种个体的大视野。人就是这样：眼界越小，越容易被自己取得的一点小成绩激动，也越容易生出骄傲自满之心；眼界越大，看到的世界越丰富，对自我的期许越高，越不会洋洋得意于已有的那点成绩，越呈示出谦逊低调。或许，这是鲁迅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。